1927年8月1日凌晨，周恩来、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承等革命领袖，率领着两万余名英勇战士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。这一壮举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发起了首次武装抗争，从而奠定了一支由党全面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，开辟了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途径，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。
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、第二十军一师一团三营的副营长赵福生，以及一位普通的第二十军一师哨兵。尽管他们的历史地位和政治立场各异，但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南昌起义“第一枪”的鸣响时刻，从而在客观上重塑了南昌起义的历史轨迹。
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。
1927年7月27日，周恩来抵达南昌，并暂居于朱德府邸。依照中共中央的决策，在江西大旅社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，成员包括周恩来、李立三、恽代英、彭湃、谭平山等人，周恩来担任该委员会的书记。随后，前敌委员会对起义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讨论，并进行了细致的部署，最终决定于7月30日晚发动武装起义。参与起义的武装力量主要由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、十师三十团，以及第四军二十五师的七十三、七十五团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组成，总人数约为两万余人。
首先，若我军军事行动没有十足把握，应将同志们从军队中撤出，转而组织工农群众；其次，起义必须获得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的同意，并要求行动一致。此提议遭到周恩来、李立三、恽代英、澎湃、谭平山等人的坚决反对和反驳。周恩来情绪激动地表示：“你的这一想法与中央派我前来时的旨意不符。国际代表及中央赋予我的任务是主持此次运动，然而现在的命令却如此，我无法承担此责任，我将立刻返回武汉！”周恩来愤怒之下，甚至拍案而起。二十多年后，周恩来在回顾南昌起义时提及：“拍案之举，乃我一生中仅此一次。”
南昌起义的早期策划者之一，时任我国对外最高行政首脑、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实际领导人谭平山，在目睹张国焘对起义持反对态度后，情绪激愤，竟提出要将张国焘处以极刑。
“为彻底解决南昌城内的敌军，我军将于明日（8月1日）凌晨4时发起全面进攻，务必一举将其全歼！”
南昌城被誉为“火炉”，夏日高温常攀升至35至40摄氏度。8月1日，正值炎炎夏日，民众多至深夜未眠，不少人家外露天纳凉。因夜间初起行动易遭敌人侦测，故众人选择在深夜至凌晨时分入眠，此时气温转凉，特别是凌晨4时，人最易陷入沉睡，行动便不易被敌人察觉。
在将起义的时间调整为8月1日凌晨2时的关键推动者中，第二十军副营长赵福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7月31日午后两点，叶挺紧急召集二十四师中值得信赖的营级以上军官，于师部秘密召开战前动员大会。与此同时，贺龙亦悄然召集二十军的团级以上军官，传达了起义的消息，并部署了相应的作战任务。此外，他还对数位不可信的连长进行了替换，新任命的连长均为共产党员。
31日下午，朱德在嘉宾楼设宴，热情款待了临时驻扎南昌的敌第三军旗下两个团的团长。
粟裕当时正任职于叶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的一个中队。他曾回忆说：“那年的7月末，我们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们，常常目睹负责同志们忙碌的身影。夜幕低垂，他们仍沉浸在会议之中，我们心中无不预感着一场重大事件即将降临。果不其然，7月31日下午，我们接到了‘擦洗武器，补充弹药，整理行装，随时待命行动’的紧急命令。”
31日的傍晚时分，前敌委员会紧急召集了团长级别以上的军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，旨在部署即将到来的战斗任务。周恩来同志也出席了此次会议。当夜幕低垂，九点钟过后，整个城市进入了严格的戒备状态。起义总指挥部随即发布了当夜的暗号——“河山统一”，行动的信号则是“三声枪响”，用以识别的标志则是“将领佩戴红领带，臂缠白毛巾”，同时，要求在马灯与手电筒上贴上红十字标志。
31日晚十时许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紧急事件再度重塑了历史的轨迹。第二十军一师一团三营副营长，云南籍的赵福生，悄然脱离了正准备投入战斗的部队，潜入滇军朱培德的麾下，将起义的消息秘密告知了滇军军官。恰巧，第二十军一师的一名士兵正在街头执行巡逻任务，他目睹了赵福生鬼鬼祟祟地潜入敌军指挥部的一幕。这位警惕性极高的战士，立刻将这一异常情况上报给了贺龙指挥部的首脑。贺龙闻讯后，急忙赶往总指挥部，向向前敌委员会汇报了情况。经过前委的深入研究和周密分析，一致认为起义行动不可中断，亦不能延迟。因此，决定将原定于8月1日凌晨4时发动的起义时间，提前了两个小时。
江西大旅社内，灯火辉煌，门前后门均部署了机枪，警戒森严。政治工作人员正紧张地印刷宣传资料。警卫连的起义战士们整齐地集结在楼下的走廊中，随时准备行动。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，起义时间已提前至8月1日凌晨2时，部分起义领导成员已奔赴各主要战斗阵地，担负起具体的指挥任务。
8月1日凌晨1时之前，率先吹响起义号角的要角：第二十军一师的某名哨兵。
关于“第一枪”开火的准确时间，无论是起义的指挥者、参与者还是现场的见证人，均一致认为是在午夜12点过后不久，而非前委所规定的凌晨2时。
时任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师长的周逸群曾言，原定于8月1日凌晨4时发起战斗，却因叛徒告密，不得不将时间提前了两小时。然而，当晚12点半，枪声已然响起。
曾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谋长的陈奇涵回忆道：“自7月31日午夜12时起，短短不到三个小时，南昌的反动势力便被彻底剿灭，同时，我们也成功俘虏了众多反动军官。”
当时担任第二十军教导团团长的侯镜如回忆道：“未至预定时刻，便已听闻市内枪声大作，震耳欲聋。”
李桐森，曾在松柏巷的天主堂任职，他回忆道：“那是一个炎热的7月31日夜晚，我和同事们便在男堂院场上安顿休息，反动派的士兵亦有一部份露天而眠。夜半时分，12点钟刚过，一位同事突然惊呼：‘外面有枪声！’话音未落，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。霎时，我们都被惊醒，起身之际，‘霹啪霹啪’的枪声此起彼伏，而且愈发密集，众人便急忙往屋内躲避。”
羊角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对起义时刻做了详尽记载：“我在沉睡中被人唤醒。团部内气氛异常紧张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大厅里人声鼎沸，大家焦急地等待分配新任务。突然，远处传来激烈的枪声。众人纷纷靠近团长，询问：‘贺龙已经行动，我们是否也应提前起义？’原计划是午夜后两点钟起义，但二十军却在一点钟前率先发动。团长在电话中向师部请示后，下令各营立即按照既定任务展开攻势。”
毋庸置疑，南昌起义的“第一声枪响”在8月1日凌晨1点之前便已响起，而这一声枪响率先由二十军发起。为何二十军会先行开火？又是哪位勇士率先扣动扳机？对于这些疑问，至今尚无确切答案。一种说法认为，是由第二十军一师的某名哨兵拉响了起义的序曲，尽管这位英勇的哨兵的名字未曾流传。
31日午夜12点之前，卫队全副武装，假借野外演习之名，企图在战斗爆发前将队伍带出城外。他们从省政府后门悄无声息地溜出。此时，省政府已成为贺龙第二十军一师的目标，正受到贺龙部队的严密监控。省政府卫队刚步出后门，便被第二十军一师的岗哨察觉。夜色朦胧，难以辨认标志，哨兵大声喝问道：“口令！”省政府卫队无言以对，只得转身返回省政府。哨兵随即鸣枪示警，连发三响，恰好与起义的信号相呼应。这便是南昌起义的“第一枪”。
众多待命部队在听闻那三声枪响后，误以为这是起义指挥部的行动指令。尽管尚非预定行动的时刻，然而鉴于指挥部已发出信号，且我部已严阵以待，时间紧迫，不容拖延，各部队遂即刻展开攻势。城内外枪声此起彼伏，南昌起义正式拉开帷幕。
省政府的保卫队伍，由一百余人组成，不久便被第二十军第一师迅速制服。
第二十军一师的两个团对旧藩台衙门内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的围攻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。驻守的警备团，乃朱培德自云南起兵的精锐之师，且在战前已由叛逃副营长赵福生提供了情报，因而做好了迎战准备。激战异常惨烈，贺龙与刘伯承亲自坐镇指挥。在战事落幕之际，赵福生于俘虏行列中若隐若现，终究被本部官兵辨认而出，随即被押解至贺龙上将面前。贺龙上将随即下令，即刻对赵福生执行就地枪决。
叶挺与朱德所率领的起义部队迅速将敌人击溃。8月1日的黎明时分，即上午6点钟，敌军三千余人悉数被歼灭。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五层高楼之上，一面鲜艳的红旗在朝霞的映照下迎风飘扬。
中国共产党自主领导的南昌武装起义终获成功。南昌起义的胜利，不仅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路径，更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篇章，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。尽管三位历史地位、政治立场各异的人物，因种种历史机缘而各自调整了南昌起义的时间节点，但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巧合，亦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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