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共五大书记里，周恩来的酒量是公认的头筹。然而，这位晚年几乎滴酒不沾的总理，其与酒的故事远非“能喝”二字可以概括。他的酒杯，时而是政治博弈的武器，时而是护卫同志的盾牌，每一次举杯与放下，背后都牵动着复杂的时局与深沉的个人情感。
周恩来的酒量并非凭空而来，很大程度上遗传自他的父亲周贻能。老先生就好这一口，周恩来也继承了这个特质。不过，与父亲不同，周恩来对酒的态度始终克制。有一次他劝父亲少喝，话说得重了些，第二天便觉得不妥，特意备下好菜，亲自陪父亲共饮，以此赔礼。
他一生中真正为个人喜悦而喝醉的次数，屈指可数，其中最著名的一次，是在1925年8月。那一天，他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。婚礼办得极为简朴，只请了蔡畅等几位最亲密的战友。席间，周恩来高兴得满面红光，首次喝醉了。
醉后的他并未失态，反而谈兴极浓，详细地向众人讲述他与邓颖超从相识到相爱的曲折历程。客人要走，他还拉着蔡畅不放，坚持要继续聊。自那以后，邓颖超便开始反对他喝酒，但她也明白，丈夫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许多场合身不由己。
一个周恩来打败整个国民党
时间来到1945年秋，抗日战争刚刚结束，重庆成为了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谈判桌。这不仅是政治上的交锋，更是宣传和心理上的对决。国民党方面长期将毛泽东描绘成“土匪头子”，试图在舆论上占据先机。
为了扭转这一形象，周恩来在毛泽东赴渝前做足了准备。他特意为毛泽东找来一顶“考克帽”，这顶帽子辗转多人之手，见证了抗战的艰辛，其背后“扭转乾坤”的寓意不言自明。当毛泽东头戴此帽出现在延安机场，抵达重庆时又摘帽向人群挥手致意，一个沉稳大气的领袖形象瞬间深入人心。
形象上的首战告捷，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。谈判期间的宴会，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。国民党方面的人盘算着，要在酒桌上把毛泽东灌倒，让他出丑，甚至想借机套取情报。
9月2日的一场鸡尾酒会上，这个图谋暴露无遗。国民党人士轮番上前，端着酒杯直奔毛泽东而来。周恩来立刻警觉起来，他寸步不离地守在毛泽东身后，将自己变成了一道坚实的屏障。所有敬向毛泽东的酒，都被他微笑着一一接下。
他后来向秘书李少石解释过自己的担忧：“我担心他们会在酒里动手脚，甚至放毒。”这并非杞人忧天，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，任何可能都必须防备。李少石看着总理一杯接一杯地喝，心里满是心疼。
国民党方面显然低估了周恩来的酒量。几轮下来，周恩来依旧神采奕奕，谈笑风生。他见对方攻势不减，索性主动出击，提议说：“我们不能光是你们敬我们，喝酒要平等才好。”
说罢，他代表毛泽东回敬，端起酒杯连干三杯，接着又敬了三杯。对方被他的气势镇住，他则适时地补充道：“我们今天不是来赌酒，是为了友谊，大家随意，千万不要强人所难。”
这一番操作下来，效果立竿见影。几位带头劝酒的国民党人士早已喝得东倒西歪，被抬了出去。酒桌上的气氛瞬间转变，再也无人敢轻易上前挑战。一位在场的记者目睹了全过程，不禁感慨万千。
第二天，重庆的报纸上出现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评论：“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。”这场持续了43天的谈判，从酒桌上的第一次交锋起，周恩来便为主席守住了阵脚。而那晚酒会结束后，他还能继续处理公务，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。
莫斯科那一吐，吐出了教训
如果说重庆的酒是为了护主，那么1954年在莫斯科的那一次，则是为了国家的外交大局。当时，为准备关乎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日内瓦会议，周恩来率团抵达莫斯科与苏联方面协商。出发前，邓颖超还特意叮嘱秘书，总理肝脏不好，身体疲惫，千万别让他喝酒。
然而，苏联的宴会文化由不得人。那里的规矩是，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敬酒，全桌的人都必须起立共饮。加上安保严格，想用其他饮料替换酒水几乎不可能。在庆祝会谈胜利的晚宴上，赫鲁晓夫等人热情高涨，豪饮之风盛行。
周恩来深知，这次宴会不仅是礼节，更是态度。他必须通过这种方式，表达中方对会谈成果的珍视和对未来合作的决心。他在祝酒词中，巧妙地融入了对日内瓦会议的目标期望，随后便只能一杯接一杯地喝。
很快，酒精的作用开始显现。周恩来的脸色变得苍白，但他依旧强撑着。酒过三巡，他终于撑不住了，双腿一软，随即剧烈地呕吐起来。在场的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顿时惊慌失措。张闻天和莫洛托夫赶紧上前搀扶，莫洛托夫连声致歉。
周恩来自己却解释说，是自己喝得太猛，加上近期过于疲惫。张闻天在一旁补充，说明了总理肝脏不好且长期劳累的实情。医生赶来检查后，确认没有大碍，但周恩来已是意识不清，手脚冰凉。
这次醉酒让他心有余悸。第二天醒来，他第一件事就是紧张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：“我昨晚有没有说什么不好的话？”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医生建议他推迟一天回国休养，他接受了建议。
回到北京后，周恩来第一时间向毛泽东“检讨错误”，认为自己在重要的外交场合喝吐了，是“丢了丑”。毛泽东听后却笑了，他并不认为这是丢丑，反而开导说，下次可以跟他们比吃辣子，要以己之长，攻彼之短。
尽管有主席的宽慰，周恩来却并未就此释怀。当翻译师哲开玩笑说，苏联那些“酒桶”喝醉是常事，不必检讨时，周恩来严肃地回答：“不一样，那是他们，我们得接受教训。”自此以后，他在外事活动中再也没有喝醉过。
长时期的高强度工作、严重的睡眠不足，以及经常性的空腹饮酒，最终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健康。当他不幸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，医生下达了最严格的命令：必须彻底戒酒。
周恩来对此严格遵守，从此滴酒不沾。他的酒量传奇，似乎就此画上了句号。直到1972年2月21日那个载入史册的夜晚，他为国家利益，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破了例。
那晚，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。宴会上，他依旧风度翩翩，频频举杯向客人致意。但细心的尼克松发现，周恩来每次只是用嘴唇轻轻抿一下杯沿。
在尼克松的询问下，周恩来坦诚相告：“我现在年事已高，医生不让我多喝了。最多只能喝三杯，而且我尽量不超过两杯。”
谈话间，话题自然而然地引到了宴会上的茅台酒。周恩来回忆起了长征岁月，他说那时候在茅台镇，他能用一两多的小杯子，连续喝下25杯茅台，酒量至少有两斤半。
他还向尼克松讲述了茅台酒在长征中的特殊“药用价值”。红军用它来清洗伤口、擦身解乏、甚至治疗伤风感冒。周恩来笑着说，茅台在当时简直是“包治百病”的万能良药，他自己就曾用它来缓解感冒。
这段故事深深吸引了尼克松，他举起酒杯，高声说道：“那就让我们为这杯万能的良药干杯吧！”
听到这句话，看着眼前中美关系坚冰打破的历史性时刻，周恩来深受感染。长久以来的克制与原则，在这一刻被巨大的喜悦所取代。他端起酒杯，将杯中的茅台一饮而尽。这个瞬间被镜头永远定格，传遍了世界，茅台酒也因此一炮而红。
回顾周恩来与酒的交集，可以发现，他的酒杯里装的从来不只是酒。新婚之夜的酒，是纯粹的喜悦；重庆谈判的酒，是忠诚与智慧；莫斯科的酒，是责任与牺牲；而为尼克松干下的最后一杯酒，则是对国家未来的期盼与祝福。
他并非嗜酒之人，却屡屡在关键时刻端起酒杯。每一次豪饮，都是一次付出；每一次克制，都是一种修行。这位被誉为“千杯不醉”的总理，其真正的传奇之处，并非在于他能喝下多少酒，而在于他清醒地知道，每一杯酒，为何而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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